《法治日報》記者調查發現，隱私泄露已成外賣快遞行業的頑疾，外賣快遞人員偷拍用戶家庭環境、快遞面單信息在黑市流通等問題近年來頻頻被曝光。
有人可能覺得奇怪，外賣員、快遞員不是最多只掌握收件人姓名、地址與虛擬號碼這些必要信息嗎？其實不然。調查顯示，透過快遞運單上的姓名、手機號和地址，能還原出90%的個人信息。尤其是通過手機號，可查到綁定的微信、支付寶等平臺賬號，進而了解個人興趣偏好和消費習慣等。
那么，怎樣把個人信息“藏起來”呢？加密處理。具體來說，就是運用虛擬號碼等去標識化技術，對快遞運單上的個人信息進行加密處理，而技術處理后的運單被稱為隱私運單。快遞員只能通過特定APP聯系收件人，不能直接識別手機號碼。然而，技術從來只是一種工具。從某種程度上講，運用技術工具的主體和保障技術治理的制度環境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治理主體和制度環境一旦出了問題，“技術在場”就難以保證“治理在場”。
從全流程的視角來看，快遞鏈條包含商家貼單、倉儲分單、攬件分包、中轉派件、末端驛站等各個環節。在這長長的鏈條上，處理個人信息的主體多，涉及面廣，數據量大。只要其中任何一個操作環節出現漏洞，個人信息就可能發生泄露。以往，在外賣與快遞領域，網絡黑灰產業能把一家企業的用戶數據庫整個“拖庫”，造成手機號、收件人姓名、地址等信息泄露。有的快遞企業“后院”失守，不法分子從驛站攻入后臺服務器，數以千計的公民個人信息悄然通過遠程操控被上傳網盤和倒賣。“內鬼”與“黑客”的存在恰好從側面證明，“制度籬笆”并沒有扎牢，有人還躺在崗位上“打盹”。
當然，便利與安全常常是一對矛盾。調查顯示，在操作層面，隱私運單的推行的確影響了一些末端派送環節的便捷性。譬如，快遞員要在用手持終端掃描具體信息后，才能進行投遞。當消費者選擇信息加密后，隱私運單的虛擬號碼會被屏蔽或拒接。一些代收網點還沒有自動信息分揀功能，無法通過隱私面單對快遞分類存放。對只盯著效率與利潤的企業來說，這些因素恐怕就變成了提升技術治理效能的障礙。為了所謂的投遞便利而置個人信息安全受損害于不顧，如此外賣、快遞企業恐怕就少不得戴上一頂“不作為”的帽子了。
實際上，普及隱私面單，更是一場全產業鏈的變革。寄遞企業與電商平臺需要攜起手來，把最大程度保障用戶隱私作為贏得市場的“賣點”，真正從“拼流量”轉向“拼服務”。譬如，共同推進信息數據處理標準化，全流程破除“信息孤島”“數據煙囪”，使末端服務更規范、更便利，把隱私保護的社會責任落到實處、細微處。 （楊博）
編輯：郭成
